岳庆平: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——缅怀罗豪才老师
时间: 2018-03-01 12:06 来源: 人民网
2018年2月12日上午,惊悉罗豪才老师仙逝,悲痛之情难以言表!回顾思考自己认识罗老师三十余年来的最大感受,无疑是“道德文章”四字。可以说,撰写“道德的文章”和践行“文章的道德”,全面深刻贯穿于罗老师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的一生。有人认为,文章出于道德,文章传承道德;道德为文章之骨,文章凭道德而立;道德文章内在统一于君子的精神世界。我对此是深表赞同的。所以我借用《中庸》中的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”这句话,来深切缅怀罗豪才老师。”当然,《中庸》这句话后面的“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,温故而知新,敦厚以崇礼”,也全面深刻贯穿于罗老师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的一生。 我是1982年进入北大读研究生的,至今在北大已学习和工作36年。我最早认识罗老师是研究生期间旁听他讲课。1990年我在北大破格提为副教授。1993年罗老师找我,说他因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,所以与韩国行政研究院交流合作较多。韩国行政研究院拟在首尔举办一次小规模高层次的“儒学与官僚文化”国际学术研讨会,请罗老师推荐两位中国学者参加,罗老师推荐了楼宇烈老师和我。罗老师嘱咐我一定要认真准备论文,尽量展示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。当时我遵照罗老师的嘱咐,认真准备了参会论文,楼老师和我代表中国学者的会议发言也得到与会者的认同。但我始料未及的是,韩国行政研究院还付给我1500美元的稿费,按当时汇率,相当于12000多元人民币。这是罗老师给我机会,让我瞬间成为“万元户”。 2003年,在我任北大教授的第九个年头,组织上突然安排我“从政”:担任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(后来转正为主任)。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的,当时我到了一个新岗位,一切要从头开始,不免有些诚惶诚恐。为了更快“洗尽书生气味酸”和由“应然性”思维转变为“实然性”思维,为了避免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和“坐而论道易,起而行道难,书呆子从政,误事又误身”之议,我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自然首当其冲地当面请教我在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师。主要是经常请教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韩启德老师,还有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王选老师、金开诚老师。 我也多次请教时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罗豪才老师,因为我在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前几年,九三学社中央与致公党中央同在北京蒋宅口的一个办公楼。罗老师对我格外关照和厚爱,告诉我见他无需预约,只要他在办公室,随时可以找他聊天。罗老师身上毫无官气,与罗老师聊天如同亲人拉家常,我极其享受,乐在其中,因为罗老师不仅儒雅慈祥,和蔼可亲,而且娓娓道来,妙语连珠。同时我也请教过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丁石孙老师。正是丁石孙、罗豪才、韩启德、王选、金开诚五位北大老师对我推心置腹、情真意切的谆谆教诲,使我顺利度过了“书生从政”后充满各种新挑战的艰难起步期。 罗老师是交叉党员:既是中共党员,也是致公党党员。他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、致公党中央主席,非常重视政协理论和统战理论的研究。他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,非常重视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。他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,非常重视北京大学的管理服务工作。我曾任过七年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,连任过两届十年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,还多年兼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,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,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,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和高级职称评委,也多次现场参与每年3月“全国两会”的管理服 谈到全面深刻贯穿于罗老师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一生的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”,无疑涉及许多方面。就我个人体悟而言,目前正在深入思考的是:我研读中外的经典,往往是初读不识书中意,读懂已是书中人;我聆听罗老师的教诲,也往往是初听不知话中意,悟懂已是话中人。以下我仅重点概括四点,这四点是我最心悟神服并受益良多的: 一是恪守修齐治平。在我与罗老师的长期交往中,可以时刻感受到罗老师的修齐治平情怀。罗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君子,极具绅士风度和贵族气质,注重做人、修养、思想和文化。这与某些聪明精致的民主党派领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后者往往注重专家有余,注重君子不足;注重做官有余,注重做人不足;注重能力有余,注重修养不足;注重技能有余,注重思想不足;注重知识有余,注重文化不足。尤其是罗老师的治国平天下情怀,真可谓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“以国家天下为己任,为千秋万世开太平”。正如罗老师生平中所写:“一生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,始终追求进步,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。他从小在新加坡长大,童年时期正值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,先后参加了星洲学生抗日活动和抗英同盟等组织,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。1951年,他被逮捕监禁,后被驱逐出境。这些坎坷的经历使他由衷地盼望祖国强大。1952年回国后,他一直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……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,推进祖国和平统一,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 罗老师在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方面经常体现的“爱国进步、民主科学、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北大精神,也与罗老师的修齐治平情怀密切相关。据罗老师的学生成协中教授回忆:在任职最高人民法院期间,恩师曾在巨大压力之下,依法公正地审结号称是“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”的某行政案件。在该案审结之后,被告方律师不仅攻击法院枉法裁判,还攻击恩师徇私枉法。在面对中纪委的调查时,恩师说,“我不认识吴某某,和他的老婆也没有接触。至于钱的事,他吴某某有多少钱能收买我罗豪才,收买我这个大法官?我生不为钱,且受党的教育多年,绝不会为金钱所动。”此番话语,掷地有声,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。在走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时,恩师说:“我对自己签下的案件和批复负责。如果将来因为某些个案需要有人承担责任,我绝不推卸责任。”罗老师的学生包万超教授认为,“只要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人,拥有罗豪才教授的一部分品格,我们国家的民主、法治和人权事业将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。” 二是展现政治智慧。罗老师在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方面所展现的高超政治智慧,是很多学者、官员尤其是不少民主党派主要领导身上所缺乏的。据我所知,个别民主党派主要领导缺乏政治把握能力和政治智慧,长期不理解不认同中共中央强力反腐的决心和举措。若干年前,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公开某贪腐高官姓名后,这位民主党派主要领导还建言献策明确反对这一举措,认为这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,最后得到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采纳,他便以此作为民主党派不是花瓶的成功范例到处宣讲。这位民主党派主要领导的政治把握能力和政治智慧,与罗老师相比确实是相形见绌,甚至有天壤之别。 据罗老师的秘书熊万鹏先生回忆:“2004年,罗主席花了很大的精力,加强同香港法律界的联系,努力就07/08年的普选问题达成最大共识。他先是到访香港,与香港大律师公会、小律师公会等团体进行充分交流。由于他的学者身份和学术背景,加之又风度翩翩,平易近人,交流起来非常方便,效果很好。后来,他又邀请香港律师界组成一个非常广泛的代表团访问北京,进一步深入交流,体现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。” 罗老师在对某些政治敏感性较强的概念的恰当把握上,也展现了他的高超政治智慧。据罗老师的学生毕洪海教授回忆:“记得我起草中国宪政之路纪念文集的序言中用了两句话‘宪政在中国既有其不可承受之重,亦有其不可承受之轻’,自己一时还颇为得意,以为是点睛之笔。罗老师电话认真问了我这两句话的具体意思,然后说,‘宪政在中国不存在不可承受之重,也不存在不可承受之轻’,就把这两句话删掉了。” 三是坚持学术研究。罗老师经常说自己是一介书生,要保持书生本色。他告诉我,如果有人评价他失去了书生本色,则一定是对他做人做事的一种委婉批评。俞可平教授认为,罗老师“最本质的角色是一名学者、一名教师。他的最大贡献,是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。他开创了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,提出了行政法的平衡理论,倡导并推动了软法研究,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体系。”罗老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、致公党中央主席、全国政协副主席后,几乎每周都要抽出时间,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给博士生上课。据罗老师的学生查庆九主任回忆:“我上博士时,罗老师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、致公党中央主席,政务活动十分繁忙,但每个周末给博士生上课的半天时间却是雷打不动,即使偶被公务耽搁,也要另找时间补回来。”罗老师的秘书熊万鹏先生曾问他,您工作这么忙,布置一些作业让博士生独立思考就行了,不一定每周都要亲自去北大授课吧。罗老师总是笑呵呵地说,自己在北大呆了大半辈子,就是一个“教书匠”。当法官、公务员总有退休的一天,但学术研究可以搞一辈子。 罗老师多次对我说的一句话是“官不长存,学术长存”。这句话一直指导我“从政”后的工作,确实使我受益匪浅,主要体现在两方面,一是2003年我到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职时,对北大主要领导提的唯一要求是一直保留我上课和带研究生的工作,北大主要领导答应并做到了;二是我在九三学社中央任职的11年,对九三学社中央主要领导提的唯一要求是始终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,因为只有这个岗位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,九三学社中央主要领导答应并做到了。正是因为我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中断,所以当我离开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、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岗位后,还能撰写自己所从事专业领域的一系列学术论文,也能胜任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岗位。 四是践行平衡理论。罗老师首先提出和倡导的平衡理论,我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“中庸之道”的超越和提升。罗老师认为,自己提出和倡导的平衡理论,是针对学术界“管理论”与“控权论”两者的对立,在实践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讨论总结而形成的。平衡理论的重要内涵和关键环节是机制,包括制约机制、激励机制和协商机制,只有这三种机制合理结合,才能动态平衡恰当的度。罗老师还认为,平衡理论是有重点的,并不是简单的、片面的中庸之道,并不是一味地、无原则地协调。平衡不能违反法律,不能违反合法性、合理性两大原则,实际上,没有原则也无法实现平衡。平衡论也可称之为兼顾论,即兼顾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。据罗老师的秘书熊万鹏先生回忆:“有人把平衡理论当作一种‘中庸之道’和简单调和。罗主席对此一笑了之,并进一步深入指出,《中庸》探寻的是人的智慧本性,关键在掌握一个‘度’,把握一个‘临界点’”。 罗老师对自己提出的平衡理论身体力行,他在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的实践中,非常恰当地处理和协调了许多重要关系,如做人与做官,政治与学术,理论与实践,教学与研究,参政与监督,国家与个人,人权与主权,人权与民生,人权与法治,硬法与软法,权力与权利,管理与控权,制约与激励,都真正做到了动态平衡恰当的度。例如,罗老师在自己主编的三本行政法平衡理论的论文集中,不仅收录了多篇赞同平衡理论的论文,而且收录了多篇批评平衡理论的论文。再如,有人认为罗老师是老好人,是好好先生。实际上罗老师为了避免使民主党派成为注重娱乐和交际的俱乐部,并不追求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表面一团和气,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始终都起带头作用。他坚持讲真理不讲面子,讲原则不讲关系,该批评的就批评,该提醒的就提醒,当然该赞扬的也赞扬。这说明在赞扬与批评方面,罗老师也真正做到了动态平衡恰当的度。 罗老师的一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一生,是爱国奋斗奉献的一生。罗老师的终生职业和身份是大学教师,众所周知,任何大学教师都要自己证明自身价值,而由别人评价是否实现价值。罗老师的为学为师和做人做事,充分并出色证明和实现了自身价值,正如北京大学在校内罗老师灵堂悬挂的挽联中所写的:“为学为师开拓新路一生追寻权利权力再平衡,做人做事浩然坦荡万古留存清风霁月满乾坤”。 罗老师永远值得我们景仰!罗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!(作者岳庆平系北京大学教授)